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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中国“文化人”如何诅咒汉字  

2009-11-26 19:02:45|  分类: 国粹愧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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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中国“文化人”如何诅咒汉字 - casanouva - casanouva的博客

 

把中国主流文化教育的精英大腕们当年咒骂汉字的言论重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看看百年以来“中国人的脊梁”们对汉字是如何自贬、自损、自戮、自戕、自残的——让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明白警醒和反思……

 

 

  吴稚晖:    当年吴稚晖等留法留学生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鼓吹中国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并认为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应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吴稚晖在“新世纪”第40号上预言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

 

  傅斯年:    傅斯年甚至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胡適:“象形文字的殘根餘孽能爬出中世紀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漢字。”

“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

 

  陳獨秀: “強烈地主張廢除漢字,中國文字,既難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錢玄同: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提出“废孔学,尤不可不废汉文;欲驱逐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又不可不先废汉文。”

1923年1月,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中提出:“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的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

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

……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但我觉得这还不打紧,最糟的便是他和现代世界文化的格不相入。”

钱玄同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的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意,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于《新青年》四卷四期)。

早在1920年,钱玄同便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中表示:“我以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粗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算完事的。……既然暂时还不得不沿用汉字,则对于汉字难识难写的补救,是刻不容缓的了。”

于是,钱玄同在192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常年大会上,正式提交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开篇即申明:“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办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魯迅: 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提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理解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替代這種障礙大眾進步的漢字。”

“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在裏面,倘若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

  甚至到了三十年代,鲁迅还多次声称"汉字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必先割去,才能救中国。"

 

  蔡元培: “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盡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瞿秋白:  “漢字不是現代中國四萬萬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國遺留下來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國人的文字”。

“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〇页)。

    吳玉章——漢字拉丁化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從二十世紀初就將漢字定性為:“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

   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吴玉章等人参加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指导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第一条原则称:“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转引自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一版,第58页)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叶籁士和秘书长倪海曙则在新时期还与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规定《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的原则唱反调,大造《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拼音文字”(参见《语文现代化》1981年第五期,第62页、第89页)的舆论,急切地为“汉语拼音文字”“助产”。

 

  吕叔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语言学界旗帜人物吕叔湘先生还掀起高潮向汉字发难,认为“汉字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语文现代化》丛书1980年第1期),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3月6日还老调新弹,重申他过去一贯的关于汉字落后论和汉字拉丁化优越论的主张:“简单地说,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16页);他再次指出:“拼音文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91页);

  吕叔湘先生预言汉字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汉字“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時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13页)。

  1990年吕叔湘先生又挖苦讽刺说:“汉字里边的乱写乱用,汉字里边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是当前叫人头疼的两个问题。听说汉字和汉文在二十一世纪走出华人圈子,到广大世界去闯荡江湖,发挥威力,这真是叫人高兴可庆可贺的事情。不过我总希望这二十世纪剩下的十年之内有人把它们二位的毛病给治治好再领它们出门。这样,我们留在家里的人也放心些。”(《中国语文通讯》1990年10期第5页)他的结论就是汉字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参见《吕叔湘文集》第四卷,第134—138页)

 

  陈明远:    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年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陈明远《电子计算机和汉字改革》载《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1期,第71页)

 

  周有光:    周有光先生提出指责说:“拼音文字输入不需要编码,汉字输入要在心中把字形转换成编码,拼音文字的拼法是大众的知识,不需要另外学习。汉字编码要另外学习。既要弄清字形,又要弄准编码,另费一番脑力。电子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是节省脑力,利用电子计算机而另费一番脑力,不是矛盾吗?……一万个汉字和26个拉丁字母永远无法在功能和效率上并驾齐驱。”(周有光《对汉字改革的误解和理解》载《文字改革》198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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